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是1933年11月初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沈从文先生在《大公报·文艺》上发了我的小说《蚕》以后，来信说有位绝顶聪明的小姐很喜欢我那篇小说，要我去她家吃茶。
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大的客厅”。
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经常得卧床休息。可她哪像个病人，穿了一身骑马装（她常和费正清与夫人威尔玛去外国人俱乐部骑马）。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徽因的健谈决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我后来心里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十八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种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
在我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期间，徽因一直是我的啦啦队。我每次由天津到北平举行约稿恳谈茶会，她总是不落空，而且席间必有一番宏论。她热烈支持我搞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奖金，还从已刊的作品中选编出一本《大公报小说选》。
徽因自己写的不算多，但她的写作必是由她心坎里爆发出来的，不论是悲是喜，必得觉得迫切需要表现时才把它传达出来。
徽因和丈夫梁思成一起，为他们钟爱的建筑事业，倾注了所有的心力。“七七”事变那天，这对夫妇正在五台山一座古庙里工作着，并由徽因从一座古寺罩满灰尘和蛛网的梁上，发现了迄今保存得最完整的古木结构的建筑年月。整个抗战期间，他们相当一段时间蛰居在条件艰苦，几乎没有生活必需品的李庄，坚持做学问。他们这种坚毅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前来探望的费正清。他说：“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于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
徽因的文集要出版了，实在让人高兴。单从集中所收文学作品的数量上来说，同徽因从事文艺写作的漫长岁月确实很不相称。一方面，这是由于她一生花了不少时间去当啦啦队，鼓励旁人写，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的兴趣广泛，文艺不过是其中之一。她在英美都学过建筑，在耶鲁大学还从名师贝克尔教授攻过舞台设计。我在她家里曾见过她画的水彩。1935年秋天曹禺在天津主演莫里哀的《悭吝人》时，是她担任的舞美设计。
我不懂建筑学，但我隐约觉得徽因更大的贡献，也许是在这一方面，而且她是位真正的无名英雄！试想以她那样老早就被医生宣布患有绝症的瘦弱女子，却不顾自己的健康状况，陪伴思成在当时极为落后的穷乡僻壤四处奔走，坐骡车，住鸡毛小店，根据地方县志的记载去寻访早已被人们遗忘了的荒寺古庙。一个患有残疾，一个身染重痼，这对热爱祖国文化遗产的夫妇就在那些年久失修、罩满积年尘埃的庙宇里，爬上爬下（梁柱多已腐朽，到处飞着蝙蝠）去丈量、测绘、探索我国古代建筑的营造法式。费慰梅在她的《梁思成小传》中曾引用梁思成于1941年所写而从未发表过的“小结”说：截至1941年，梁思成所主持的营造学社已经踏访了十五个省份里的两百个县，实地精细地研究了两千座古建筑，其中很大一部分徽因大概都参加了的。
我刚看过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梁思成谈论建筑的《凝动的音乐》，写得极精彩，帮我打开了一块我不熟悉的新天地。这次，独具慧眼的编辑们又把徽因谈论建筑的美文编辑出版。这两本书应是异曲同工，互为补充的。相信热爱这对夫妇的读者，热爱中国古典建筑的读者会像我一样，珍爱他们的文字，珍爱他们的文化情怀和文化操守！
1998．12．13北京医院
注：1998年12月7日萧乾先生欣然应允为《林徽因文集》（百花文艺1999．4版）写“序”，时值病重住在北京医院。萧老口述后由傅光明先生（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整理，并请萧老过目后稍有改动，且认真地在文尾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却不曾想，该序成为萧老一生文坛的绝笔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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